耕读传家解密：中国历史上名门望族——爱新觉罗家族

历史上的名门望族——持久兴盛型

一、以帝王人家为主要特征的家族

（二）爱新觉罗家族

1、耕读的现实与认知基础

清朝由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在现属辽宁抚顺的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建立后金开始，二十年后继汗位的第八子皇太极改国号“金”为“大清”，又八年，代明，广有四海，直至1912 年。

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下，共传十一帝，从家族传承角度，为十一代。

先辈功业，“君子之泽”，不过“五世而斩”。对于斩，处在王朝更替、帝族变换路口的当事人，能以一着奇袭北京的太极推手将书生气十足的袁祟焕送上不归路的皇太极，以及间接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张献忠屠川”的多尔衮，兄弟两人自然深有体会，无论是断人个体生命，还是断人家族生命。

按已有证据如《明史》《研堂见闻杂录》等，似乎都能指向 屠川的责任应该由张献忠承担，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1665  年，下川东战事结束，至此全蜀才归于清王朝统治 （陈世松： 《四川简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 ”

从攻 入四川的 1646  年到 1665 年，用了二十年，才底定大局，可以推 知湖广填四川之前四川人的抵抗精神之强。 四川是张献忠安身立 命之地，从其本身利益来讲，会过早地屠川以致自断兵源、粮源？   如果屠川以致“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十室九空”，那么 1647 年张献忠身死至 1665  年之间，令清军久攻不下、反复入川的又 是什么人？ 填川的第一批湖广人可是在三十年后的康熙三十三年 （1694）《招民填川诏》发布之后才从老家出发的。

同时，我们已经知道，兵荒马乱之时为了“留头”“留发”问题能用拳头说话的实际决策者与执行者兼于一身的多尔衮及其家族能在三日之 内解决问题的，绝对不会拖到第四天，何况二十年？

何况《明史》 从康熙十八年 （1679） 开始纂修至乾隆四年 （1739） 历经六十年， 相对于《汉书》二十年、《史记》十三年、《宋史》两年半、其他二十四史作品平均在两三年间成书来讲，其原因并非精益求精 可以解释，耐人寻味。 史家中之严谨者，也不得不承认，《明史》 “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 《明史》之后，乾隆下旨修《四库全 书》，该书对中国文化典籍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有学者认为， 文人们在编纂过程中难免会有某些选择性过滤的情形。

那么，以上种种隐藏着康熙、乾隆祖孙二人哪些顾虑与思考？

明朝的灭亡，固然有吏治、士阉内耗、勤王不力、临危不当等原因，凑巧的是，后来的自然科学研究表明，此时的明朝刚好遇上自1600 年开始在全球漫延持续多年的小冰河期，发生了农作物歉收、瘟疫流行的天灾，以这样的财力与各种显患与隐患，却 还要为皇室数十万王子王孙们提供奢侈的生活资料，崇祯这个朱氏家族的族长不好当。

再往前，游牧民族大元帝国硬是被驱逐成北元，此后，中原、江南等原取自赵宋的版图与其无关，只如一阵刮了九十八年的旋风，没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 前朝兴替的教训，同样也是入关伊始已以长远眼光布局未来、局势渐平后致力于有限度本土化的爱新觉罗家族的族长们时时需要思考的事情。

我们很容易根据惯性思维，将来自北方的民族都称为游牧民族。女真人长年生活在今天东北东部地区的白山黑水之中，居于山林溪泉之间，原先是以渔猎为主，兼有游牧因素的民族，由于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明朝前中期女真社会经济以农业、渔猎、畜牧、采集等为主，与以耕读传家为视野里构成“耕”的农、林、牧、渔四要素高度重合。

到了明朝后期，日后构成满族核心的建州女真部，其实农耕经济的发展也是促使其崛起的重大因素。

农业生产相对于牧业生产，能够在相同的面积内养活更多的人口。农业对于女真社会具有强烈吸引力。努尔哈赤曾致书喀尔喀蒙古称：“尔蒙古以饲养牲畜食肉着皮维生，我国乃耕田食谷而生也”，这种说法不能说明女真完全变成了农耕民族，但能体现出农业粮食问题在努尔哈赤心中的分量（衣保中：《清入关前满族农业形态研究》，《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第6 期）。

皇太极对农业和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专门向八旗官员发布劝农“告谕”，这是自努尔哈赤开国以来首次颁布劝农“告谕”，此举标志着满洲由原始的渔猎采集开始向定居农耕的转变。

女真时期的农业，对明朝和朝鲜具有较强的依 赖性，大量耕牛、铁制农具被引进，促进了犁耕时代的到来，从客观角度来说，农业工具的改进，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生活习惯，并在改变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产生质的变化。 因此，如果我 们认为清兵入关之后，才突然改变生活习惯，突然学习汉地文化， 不符合历史事实。

至此，爱新觉罗氏“耕”的构成要素、氛围基础已初步具备。

2、耕读传家的中断与耕读文化里康熙的错过

“耕以立其基，读以要其成。 ” 如前所述，农耕基础较好且 数十年前已习惯于吸收先进文化、入关后致力于有限度本土化的爱新觉罗族人，除了硬性要求剃头留辫子之外，吸取元朝马上治天下的教训，审时度势做了很多相应变化。 因此，作为入关之后出生的第一位皇帝，康熙的“读”，与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皇太子的“读”并无不同： 才能之外，更重道德培育。

史家评论康熙，一向热情洋溢，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以及这位清圣祖，经常被称为千古一帝。然而，苦难的中华民族，却是在这位开创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的康乾盛世的帝王身上，又一次错过了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这次机遇的错失，直接导致此后近三百年的落后、屈辱。

后世将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直到民国的事情归咎于道光、慈禧等人头上，并非完全正确。往上追溯，清代落后于人，并非始于中叶，而是隐藏于无比光鲜亮丽的康乾盛世之下，肇始于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却又紧闭了眼帘的康熙大帝。寻根溯源，明成祖虽有指派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却旋即实施了主线为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中国的文化形态、国人意识上影响深远 。

郑和首航，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八十七年，然而，在世界范围内，“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哥伦布之后全是哥 伦布”，此后的世界格局全部因此而改变。

假设的历史不是历史，但是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另一方向的展望。同样是由于文化上深层次的原因，公元1670 年前后，处于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最重要时期的十六岁的康熙皇帝， 如果不是将其喜爱的自然科学知识仅仅当作兴趣爱好，如果不是担心民众进行更多的科学探索，而是大胆突破自己的历史局限，与同时代的俄国的彼得大帝一样，在喜爱科学、愿意接受新生事物的时候，哪怕是适当地开设学院、兴办工厂、鼓励民众学习、鼓励对外贸易交流，这三百年来的中国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虚心执学生之礼时的康熙。

担任过这位皇帝老师的欧洲传教士多达十一人；指令洋人担任大清国相当于现今国家天文台台长的钦天监；学习的科目遍及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哲学、光学、音乐、解剖学；要求洋老师为自己讲解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和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最新奇最简要的内容；勤奋学习理论知识之余，亲自动手操作、利用天文仪器，在大臣们面前进行各种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观测；认真学习几何，认真听讲，反复做习题，亲自动手绘图，遇到不懂的地方虚心向洋老师请教；我们现在数学中用到的元、次、根等术语名称，为这位皇帝翻译过来，一直沿用至今。21 世纪无心求学的学生看到这里，不妨低一下头，惭愧一下。

晚年的康熙，主持编撰《数理精蕴》，内容涵盖当时中国数学的各个领域和西方传入中国的某些数学内容，相当于一部数学百科全书。其主持制造了许多数学工具，这些数学工具的制作十分精美，所用质料有金、牙、木，还有大量黄铜。这位皇帝的许 多数学方面的成就至今还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沿着“康熙错过了什么”的思路，让我们再往前，回到宋代，这个近年被不少东西方学者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这时代的最好，不仅是人文的，也是自然科学的，这将再一次颠覆我们的认识。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闻名于世的三大发明，到宋代又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天文、数学、医药、农艺、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不仅超越前代， 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一个叫沈括的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认为，（古代）日本的数学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沈括，“这样的人物，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唯有中国出了这样一个。”《宋史·沈括传》这样评价：“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英国史学家李约瑟评价达·芬奇时说“达·芬奇是五百年后的沈括”。

此后，中国一再错过，沈括这样的全才人物，在元、明、清三个朝代再也没有出现，包括这位最具数学家、发明家、科学家潜质的皇帝治下的太平盛世。  

所有中国人都应痛心的是，康熙对科学的价值未能再往前推一步，并未意识到它于社会有着怎样的转变之功。

原来，雕虫小技可以变出坚船利炮，传位一百五十多年后，他的后代恭亲王奕 等人全力支持李鸿章展开本质上为自救的洋务运动。 然而，事过境迁，爱新觉罗家族以帝王身份在他的身后又传了八代之后，戛然而止。

直到21 世纪，中国重新崛起，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令世界震惊，文化所需要的土壤在慢慢疏松透气，文化在慢慢复兴。

中国明清时期，万里之外，西方正通过文化复兴走出中世纪黑暗。此时，比地理空间相隔更远的，是西方以钢铁洪流不断强盛， 而中国止步不前。这种情形，我认为并非以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区别就可以说明问题。

我们的农耕时期也有很多发明，墨翟即后世所敬仰的墨子，在春秋末期就有了伟大的发明，“斫木为鹞，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这段文字讲的就是墨子花了三年的时间用木板制成一只木鸟，但飞了一天木鸟就坏了。

墨子制作的这个“鹞”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风筝，是中国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元黄头，北魏皇族，是世界上最早的载人航空器飞行员；明朝官员陶成道，是最早的载人火箭设计者及飞行员。

因此，西方正享受金属机械原理带来的惊喜时，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仍在以铁器等金属修理着地球。对比上述墨子、沈括等人的作为，我们知道，这不是止步不前，而是退步。这个结论难免会让我们感到沮丧。

一幅清明上河图已让我们看到了某种经济形态的萌芽，比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的萌芽于明中叶的说法至少提前500年，“士农工商”的文化位阶尽管让我们出现了超稳定结构，但其中蕴含着的“工”被视为奇技淫巧，一切的发明创造被视为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这样的价值导向必然导致当时已经发达的经济形态无法将资金汇集流入科技领域。

欧洲比如彼得大帝时的沙俄也不是海洋文明，北、西欧几个必须对外扩张才能寻求生存空间的小国呈现的海洋文明特性，在1689 年前后的俄国并不明显。当时沙俄是一个落后的、盛行农奴制的国家。如此一来，应该是我们的文化系统的问题，或者，是 历史没给我们更多的时间。 我的结论倾向于后者。

时间是一条纵轴线，北宋仁宗以来推行的重农抑商方略，使耕读传家获得长足发展，促进了两宋鼎盛，画家张择端为讨得徽宗欢心与完成任务创作的这部传世名作，是当时京城富庶、手工业与小商业高度发达的写实，至今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该画作有浮夸之处。随着时代的发展，聚集起来的资金必然要寻找出路，“士农工商”的文化位阶也会因应变化，然后带来思维模式的变化，人们将会拥有更多的创造性思维，沈括的出现就是例证。

两宋合起来三百一十九年，被称为“五百年后的沈括”的达·芬奇们引领的欧洲文化复兴，历经三百多年，其后二百多年成果频现，重合的是前面三百年。因此，我说这数百年来的糟糕，不是我们文化系统的问题，更加不是我们的耕读传家出了多大差错，至少不纯粹如此。

马上得天下的元朝来了，然后是马上治天下。这样的朝代，与耕读传家没有太多的缘分，因为耕与读都必须要离开马背，与土地亲密接触。原宋子民被划分为南人，以示区别。南人们的铁器在九十多年的时间里被普遍收缴，生产力低下，社会形态较为单一。

九十多年，按二十年一代人计算，已历经四代，之后才由明朝接续。由于多种原因，尤其是《四库全书》的选择性过滤，只有元曲的存在还能令我们对这朝代有一点模糊印象。这四代人的生活状态，我们已无法全面地了解，按日常生活经验推断，与宋时应该是两重天。

明代元后，一直无法重回两宋巅峰，尽管我们原先的认知是两宋是多么的软弱无能，尽管明朝中叶以前仍有几项重要指标超越西方诸国。

元至明的这九十多年，对我们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及中国人 品格的形成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近几百年来的落后主要责任在于朱元璋，我则认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影响更大。

以上，我称为农耕文明里的沈括之殇与耕读文化里康熙的错过。

近年来，越发地赞同一个论点，中国的帝王家族成员们除了武则天、梁武帝、隋文帝、顺治等特殊情况外，确实是主要用道家文化指引着自己，我试着称之为“外儒内法中道家”。同样开创盛世，汉景帝读懂且审时度势灵活运用了《道德经》，变“三宝”之“不敢为天下先”为“为天下先”，同样是用耕读传承家族， 作为汉朝第五位皇帝，又往下传了二十代，使汉室在中断十七年的情况下总共享国四百零九年。

尽管元、明出现了与两宋不一样的文化流变，康熙若能再往前一步自我突破，结合其特长“为天下先”，那么，子孙后代于19 世纪中后期不必发动洋务运动自救而仍事与愿违，爱新觉罗家族也许不止产生十二帝、传承十一代。

3.“一亩三分地”的传家

“帝王亲耕”“帝后亲蚕”贯穿整部中国帝王史。上溯可及原始部落时期的三皇五帝，晋代文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伏羲已是“重农桑，务耕田”，各部落首领每年都要陪同“御驾亲耕”。

跟着是关于神农氏，“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从。皇帝亲执耒耜而耕。天子三推， 三公五，孤卿七，大夫十二，士庶人终亩。乃致耤田仓，置令丞，以给祭天地宗庙，以为粢盛（《汉官仪》）。”周、汉继此传统。

之后，三国魏晋，断断续续地也有不少关于耕耤田的记载。

汉武帝甚至认为耕耤田代表了一系列的美德，“今朕亲耕耤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汉书·董仲舒传》）。”汉顺帝刘保时期，曾中断“耕耤田”，大臣黄琼为此上书劝谏，认为耤礼是“国之大典”，耕耤田属于历代祖先的常规操作，不应该搁置这么久都不举行。

汉末是个礼乐崩坏的时期，耕耤田倒是得以恢复。曹操在建安十九年（214）始耕耤田，这会儿曹操还是魏公，却行天子之礼， 属于僭越之举，二十一年（216）曹操又亲耕耤田，同年进位魏王。据《晋书·礼志》，魏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均有过耕耤田的事迹，曹叡是在太和元年（227）、太和五年（231），曹丕则没有确切记载。

西晋时，有着中国古代十大美男子之首赞誉的西晋文学家潘安，通过《耤田赋》表达了对帝王亲耕的理解，“伊晋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亲率群后耤于千亩之甸，礼也。”“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劝穑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业至矣哉！”他认为，耕耤田不仅关乎盛德大业，还是孝道的重要体现。

此后一千多年，皇帝亲耕、帝后亲蚕的传统一直被历朝帝王所遵循，国祚不长的元朝也不例外。元帝亲耕的场所位于现今北京景山公园北侧，《析津志》记载：“厚载门松林之东北，柳巷御道之南有熟地八顷，内有田，上自小殿三所，每岁，上亲率近侍躬耕半箭许……”

到了清朝的康熙，这位喜欢读书的皇帝有志于修炼成有道明君，且将德行发扬光大，德泽天下。公元1724 年，雍正即位次年， 推出以康熙九年 （1670） 所颁十六条上谕为主体组成的《圣谕 广训》，强制要求在各地推行宣讲，并定为科举考试内容，以 期训谕世人守法和应有的德行、道理。

其中尤其重视农桑与家训， “惟是历代以来，如家训、世范之类，率儒者私教於一家” （ 《圣 谕广训》 · 一卷 ） 。 乾隆皇帝沿袭了祖父的思路： “帝王之政， 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 ”

康雍乾祖孙三代的家训就首先体现在“一亩三分地”上。“一亩三分地”落在先农坛，如今原地还有两处遗址，一处 是先农神坛，一处是观耕台。 明太祖朱元璋登皇位第二年，于 南京建先农坛并行耕耤礼，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将亲耕地点 改在北京的先农坛，永乐十八年，确定了耤田面积为“一亩三 分地”，每年仲春亥日，皇帝亲领文武百官在此行耤田。

亲耕面积之所以设定为“一亩三分”，是取其象征之义，在中国古代， 一三五七九被视为阳数，一和三为阳数中最小的两个数，皇帝是天子身份，既要亲耕又不能太劳累，所以定个最小土地面积作为 耤田。 据考证，北京先农坛的“一亩三分地”长十一丈，宽四丈， 分为十二畦。 中间为皇帝亲耕之位，三公九卿从耕，位于两侧。 爱新觉罗氏的“一亩三分”地，在雍正朝曾改为一亩地，后嘉庆又予以恢复。

圆明园始建于1709 年（康熙四十八年），原是康熙赐给尚未即位的雍正的园林，雍正即位后，常住圆明园，而圆明园地处京城西北部，与先农坛相距数十里，雍正皇帝觉得到先农坛进行耕耤礼路途太远，于是在圆明园大宫门外东南侧开设“耤园”，面积一亩，俗称“一亩园”，将亲耕之所移至此地。嘉庆年间，一亩园耕耤礼逐渐废弃，每年春天的耕耤礼仍在先农坛举行。

光绪 年间慈禧“垂帘听政”，其御前掌印太监刘诚印在一亩园旧址修了宅院及娘娘 庙。 庙有山门、二门、前殿、后殿及东西配殿。 前殿供关圣帝君，后殿供九天娘娘。 庙西建宅院一处，为多进式四合院。 院房后有菜园，为昔日一亩园亲耕之处。

皇帝耕田可不是像普通农民一样，而是执行严格的制度。明制是皇帝右手扶犁、左手执鞭，往返犁地四趟；清制改为往返犁地三趟，然后，从西阶登观耕台，观耕终了，由东阶退下。耕耤礼仪式复杂，以清代为例，耕耤礼通常在农历二月或三月的吉日举行。

具体如下：

提前一个月相关机构就开始准备，确定从祀从耕人员，并请皇帝先到西苑丰泽园去演耕。耕耤前一天，皇帝要到紫禁城中和殿阅视谷种和农具，而后，这些谷种和农具就会盛放于龙亭中抬至先农坛，放到规定的地方。

耕耤当天早晨，皇帝身穿祭服，乘坐龙辇，在法驾卤簿的导引下，与陪祭文武官员同到先农坛，祭拜过先农神，更换服装后，就到耤田上行躬耕礼。一时鼓乐齐鸣， 禾词歌起，两名耆老牵黄牛，两个农夫扶着犁，皇帝左手执耒，右手执鞭，行三推三返之礼。之后，皇帝登观耕台，从耕的三公九卿依次接受耒、鞭，行五推五返和九推九返礼，最后由顺天府尹与大兴、宛平县令率农夫完成耤田的全部耕作，种下稻、黍、谷、麦、豆等五谷杂粮。

这些庄稼的收成，要在将来重要的祭祀仪式上使用。当礼部尚书奏报“耕耤礼成”时，乐队奏导迎乐《祐平章》， 皇帝方可起驾离开先农坛。

为了配合帝王的家训与“为天下先”示范作用，传统上，帝后们每年必须采桑。   《礼记 · 月令》记载，每到三月 （ 季春之月 ）皇后就要率领 嫔妃命妇带着农具亲自去桑田采叶喂蚕。 这就是亲蚕礼。 这种仪式在我国历代沿传，到明清时期，相关规制更为完善 。

清代的先蚕坛位于北海公园内。 根据清乾隆朝的规定，行亲蚕礼要先祭祀先蚕神。 祭先蚕于农历三月份择吉举行，皇后和陪祀人员提前两 天就进行斋戒，届时穿朝服到先蚕坛，祭先蚕神西陵氏，行六肃、 三跪、三拜之礼。 如果当时蚕已出生，次日就行躬桑礼，如蚕未 出生，则等蚕生数日后再举行。 躬桑前，要确定从蚕采桑的人选， 整治桑田，准备钩筐。

皇后要用金钩，妃嫔银钩，均用黄筐； 其他人则用铁钩朱筐。 躬桑当天，皇后右手持钩、左手持筐，率先采桑叶，其他人接着采，采时还要唱采桑歌。 蚕妇将采下的桑叶切碎了喂给蚕吃。 蚕结茧以后，由蚕妇选出好的献给皇后，皇后再献给皇帝、皇太后。

之后再择一个吉日，皇后与从桑人员到织 室亲自缫丝若干，染成朱绿玄黄等颜色，以供绣制祭服使用。 可见， 亲蚕礼持续了从养蚕到织成布料的全过程。

 

为了家训与德治天下的理想，耕好“一亩三分”地之外，康熙皇帝及其子、孙还为后世留下关于“读”方面的遗产。

公元1689 年，康熙南巡时，江南士子进献藏书甚丰，其中有“宋公重加考订，诸梓以传”的《耕织图》。康熙帝即命焦秉贞据原意另绘耕图、织图各二十三幅，并附有皇帝本人的七言绝句及序文。

其子雍正即位，也在《耕织图》中亲笔题诗。

其孙乾隆更进一步，直接把清漪园一处富有田园风光的景色命名为“耕织图”。乾隆皇帝不仅命人绘制《耕织图》，并且将《耕织图》中的美景用实际山水复原出来，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衣食 之本，用艺术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镶嵌在清漪园绚丽的湖光山色之中。

以“中国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的诗兴，终其一生居然忍得住不在《耕织图》上题上一两首，不知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运还是不幸？也许乾隆的感悟与西晋文学家潘安耕读可“致孝”的感悟出现了高度一致，明知自己的四万多首也比不上其父、祖的一首，出于孝顺，更不必题诗其上了吧。

而这，显然是耕读传家史上的一个遗憾：祖孙三帝王，祖孙三题诗，更添传家一佳话。

而此时，帝王亲耕的家训已横渡日本千年。 学界有一种说法，日本文化属于大中华文化圈。

中国的耕耤礼传到日本之后，日本皇室至今保持了天皇亲耕的传统，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在皇宫内的稻田里亲自种植和收割水稻。

由此可见，对于家训，对于在土地上耕种以期读懂土地、体悟人生，没有国界之分。这也是我常说耕读传家并非纯粹是中国之学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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